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一些有远见的中国人开始把眼光投向国外，特别是西方世界。他们想利用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加速中国的经济建设。
1978年10月22日到29日，应日本政府的邀请，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问日本。3个月以后，邓小平又到美国进行了为期7天的访问。他那潇洒自如的风度，大胆和幽默的谈笑，给外国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虽然，这两次出访的电视新闻在国内播发，被一些人指摘为“崇洋媚外”，但是，对更多的人来说，却是开放观念的普及教育。他在日本工人家庭里称赞人家富裕的生活，动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“绝对贫困”的理论；他对丰田公司和松下公司现代技术的赞美和羡慕，使人感到资本主义的“垂死说”的荒谬；当他在美国高兴地穿上牛仔服时，中国的电视观众想起了过去党报的宣传：“穿牛仔服的美国青年是颓废的一代。”
邓小平的出访所造成的国际影响，外国人称为“邓小平旋风”。但是给中国电视观众造成的心灵冲击，也许比外交上的冲击影响更大、更深。日产汽车工厂每名工人一年生产94辆汽车，而我国最先进的长春汽车厂，平均每名工人却只能生产1辆汽车。邓小平感慨地说：“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。”中国的电视观众说：“中国再不学习外国，又要当亡国奴了！”
中国人随着邓小平出访的电视镜头开始了解世界。过去人们从媒体了解到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”，“敌人一天天地烂下去，我们一天天地好起来”。从此以后，中国的报刊也开始如实地介绍一些外国的情况了。
在邓小平出访前后，中国的最高层在寻求进入世界的种种方式，一个又一个考察团派往国外。在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方面，华国锋也很坚决、积极。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，按照中央的意图负责这项工作。
据谷牧回忆，1978年5月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让他带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出访法国、西德、瑞士、丹麦、比利时。代表团成员中有6位省部级干部。他们从5月2日到6月6日，走访了上述5国的15个城市，收集了大量的新信息，打开了新思路。他们一路考察，一路议论，基本形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思路。6月下旬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，听取谷牧汇报。汇报内容是：一、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经济有很大发展，科技日新月异，我们已很落后，他们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；二、西欧的商品、资金、技术、要找市场，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；三、国际经济运作有很多通行的办法，包括补偿贸易、生产合作、吸收外资等，我们都可以采用。7月上旬，国务院又召开了四化建设务虚会，有关部委负责人都参加了，开了20多天，总结30年经验教训，研究国外成功经验。谷牧在会上讲了西欧考察情况和自己的想法。务虚会后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开了多次会议，最后下定了对外开放的决心。这些思想最后都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中。
1978年12月16日，中美建交。这是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。在北京王府井最繁华的地方，有人高托着收音机，和周围簇拥着的一大群过往行人共听中美建交的喜讯。在《人民日报》社门前（当时在王府井大街），索取《号外》的人把大门堵得水泄不通。在天安门的金水桥畔，索取《号外》的人排成了几条长龙。
谷牧委派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早在4月间就启程了。经过考察，他们提出把靠近港澳的宝安、珠海划为出口加工基地，力争经三五年的努力，把这两个地方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、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旅游区。6月3日，华国锋听取了他们的汇报。听完后华国锋说：“总的同意”，还要求“说干就干，把它办起来。”
根据华国锋“说干就干”的指示，宝安、珠海积极行动。行动最快的要算香港招商局。
香港招商局是中国招商局的一个分支机构。中国招商局是李鸿章1872年建立的。抗日战争期间，中国招商局总部设在香港。1950年，香港招商局驾驶13艘商船起义，回归大陆。以后就成为交通部驻香港的机构。
1979年1月6日，广东省、交通部联合向“李先念副总理并国务院”报送了一个文件：《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》，报告中对建立出口加工区提出了具体设想。
李先念收到后立即与谷牧副总理认真研究了这个报告。马上决定请交通部长彭德清、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到他那里去，当面商议这个报告。
袁庚早有准备。1978年他在任交通部外事局长的时候，奉命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，代交通部起草了《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致党中央国务院的请示》，提出了“冲破束缚，放手大干”的方案。10月12日，中共中央5位主要领导人对这个报告全部圈阅同意，并作了批示。10月18日，他被调到了香港招商局工作。
1979年1月31日，彭德清和袁庚应召来到了中南海。一坐下，李先念就询问起招商局的情况来。胸有成竹的袁庚谈了自己的想法。
当袁庚谈到要把香港充足的资金、先进的技术和内地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结合起来时，李先念插话道：“对，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和内陆的优势结合起来，充分利用外资来搞建设。不仅广东要这样搞，福建、上海等地都可以考虑这样搞。”
袁庚接上说：“我们准备先行一步，要求在蛇口划出块地段，作为招商局的工业用地。”
李先念看着宝安县地图，指着深圳西南角的蛇口说：“就给你这个半岛吧”他接着说：“你要赚外汇，要向国家交税；要和海关、财政、银行研究个特殊政策，不然他们是要管的。‘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’嘛！”
李先念又征求谷牧副总理的意见：“对招商局的报告，你看怎么办？”谷牧回答：“你批个原则同意，我去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好了！”
李先念说：“好，我批。”说着，他就在报告上写道：
拟同意。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，就照此办理。
先念 1979．1．31
2月2日上午，谷牧召集国家计委、国家建委、外贸部、人民银行、财政部、交通部等有关方面负责人，具体落实李先念的批示。谷牧开诚布公地说：“现在议一议香港招商局在蛇口办厂的问题。在这里设厂当然要得到特殊待遇。除了地方行政按国内的一套以外，在经济上要闹点‘特殊化’，就是要享受香港的待遇，进出自由。”他接着说：“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，广东、福建可以更放开一些。先念同志听了交通部的汇报以后作了批示。”他宣读了先念的批示后，请袁庚介绍情况。
袁庚介绍了50年代中期失去利用香港低息资金的机会造成的损失。他说：“目前香港中区地价之高仅次于东京银座。1平方英尺要1．5万元港币，郊区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也要500港元以上。劳动力工资也很高。我们经过多方面研究，形成了一点共识，就是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土地和劳力，吸收香港的资金和技术。如果这样做，香港任何财团都无法和我们竞争。”
袁庚看到听的人都点头称是，他乘机提出了要求：“交通部与广东省已经商定了具体方案，但进出口交税的问题要中央定才行。”
谷牧一语道破：“也就是要给点特殊政策。”
袁庚进一步介绍了搞工业区、办工厂的具体想法，明确提出：“这个工业区的建设不用财政部一分钱，只要求财政部免税10到15年。以后全部交给国家。”
财政部长王丙乾思索了一下说：“其他没有什么意见。关于纳税问题，不按国内办法，而按香港办法。在香港你们怎么交税的，在蛇口就怎么交税。”
外贸部刘希文说：“关于海关进出口税问题可以给以优惠。具体怎么办，我要回去和海关商量一下。”
经过各主管部门充分议论以后原则已定。现在看起来不算什么，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大事：在国内划一块地方，由驻港企业按香港方式来经营，在过去不仅没有做过，连想也没有人敢想过。
顺便说一句，这时中央已经打破了“既无外债，又无内债”的观念，积极吸收境外资金。1979年7月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》，使吸收外商资金有了法律保障。
（摘自《邓小平时代》，杨继绳 著，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年12月出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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